金融虎讯 10月19日消息，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NIFD）副主任杨涛昨日在2019中国银行保险业国际高峰论坛上发表演讲指出，金融科技要以如何服务好实体经济作为着力点，这里面既有如何提升金融的普惠服务水平，更重要的一点是当前的金融增长和发展方式如何适应数字化时代全新的特征，这是一个更大的金融服务实体的问题。地方发展金融科技也不能一哄而上，避免重蹈互联网金融时代的覆辙。他还指出，互联网金融，类金融组织，理论上也是金融科技的应用主体之一。

谈到金融科技，杨涛认为不仅仅是金融自身的问题，而是因为金融当前发展的经济社会的现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数字化时代越来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带来了深刻的冲击和影响。他指出，近年来全球互联网的数据流量显著增长，1992全球互联网每年大约有100G的流量，2017年这个数据就成为4500G/秒，2022年预计150700G/秒，意味着现实的物理空间之外形成数字化经济活动的空间，这种冲击和影响天然的就会对金融活动带来深刻的影响，因为不同历史阶段适应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分工模式。与此相应的就引出了对金融科技的探讨，出于当前重要的历史阶段，一方面需要把握好金融科技创新的历史窗口期，不仅是中国在推动，全球都在推动，从原来地理意义上的竞争，越来越关注数字化背景下的竞争，过去每个地方，每个城市也是这种思路，希望发展金融的时候考虑的是拉入法人金融机构，建立交易所，金融科技时代，互联网时代在发生变化。

杨涛表示，推动安全创新、规范创新要作为金融科技的生命线，在宏观和微观层面都是毋庸置疑的。要以如何服务好实体经济作为着力点，这里面既有今天要谈的如何提升金融的普惠服务水平，更重要的一点是当前的金融增长和发展方式如何适应数字化时代全新的特征，这其实是一个更大的金融服务实体的问题。地方发展金融科技也不能一哄而上，避免重蹈互联网金融时代的覆辙。

金融科技离不开两个大的方面的视角，一个是哪些先进的底层技术有可能利用到金融领域，另外一方面，典型的技术在金融领域对哪些场景，哪些功能带来深刻的影响。

杨涛表示，我们理解金融科技的时候，就是新技术如何叠加到新的场景当中，中间有各种各样的中间环节能够促成它的融合，这是从国际主流意义上越来越理解金融科技形成的共识。基于本土特色，还需要考虑怎么界定哪是金融科技的行业边界，因为我们国家需要利用相关的政策对行业的主体予以支持，或者予以约束，或者予以鼓励，我们在界定过程中分为四类，银行、证券、保险本身就是金融科技应用的主体，第二类，大型的互联网企业，就是国际上大家都在高度关注的（BigTex），从事金融科技比较复杂，既可以做持牌金融业务，也可以做类金融业务。第三类是新一代技术企业，更好的服务于金融部门和金融机构。最后一类是互联网金融，类金融组织，在业务活动当中充分体现出新技术的应用能力，理论上来讲，也是金融科技的应用主体之一。

金融科技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内在规律所致，而且当前面临央行推出的金融科技规划这么一个重要的政策文件的未来引导，央行金融科技规划不仅仅是人民银行自己的事情，是未来多个部门共同推动科技在金融领域应用的最基本的原则和规范。杨涛表示，这个规划是金融科技的第一份科学全面的规划，也是在国家层面做的顶层设计。

杨涛还透露，此前，在地方层面跟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刘勇院长去年也完成了北京市金融规划的研究。强调对金融科技的监管，减少金融科技风险，“风险”在全文出现了70次，体现了在效率与安全，发展与风控，这二者之间的权衡。这次金融科技规划是着眼于持牌金融机构的金融科技创新，间接衍生到金融机构跟第三方技术企业，数据企业进行合作的时候需要遵循哪些原则，对于类金融，互联网金融，本质上是强调未来只要做类似的业务就要持牌，从长远趋势来看，跟技术有关的金融创新产品逐渐走向备案，这可能是近期逐渐形成的共识，这个备案就是某种金融沙箱，监管沙箱的探索。另外，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这样一些技术都是多次频繁出现的，这些新技术确实能深刻解决现有金融运行当中一些根本的痛点问题，比如说信息的不对称，风险的定价，渠道成本的降低等等。

金融科技的发展跟原有金融业的发展轨迹在许多方面都形成共识的交叉点，普惠金融是重中之重。如果拥抱金融科技的时候不能解决痛点和短板，金融科技存在的价值就会被打折扣。二者相结合，引出来当前我们探讨的金融科技与数字普惠金融的进一步梳理。当然，普惠金融本身在这些年，虽然越来越得到政策层和各方的重视，但是在理论跟实践中它的概念边界和范畴也存在模糊的地方，我们要探讨金融科技时代的普惠金融创新，首先需要把一些基本概念范畴再做一点甄别。

杨涛说，回顾历史的时候，无论是早期讨论小额信贷，还是上世纪中后期的微型金融，还是21世纪以来的普惠金融，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国情，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体系，普惠金融的内涵天然就存在一些差异性，近些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家也授予给研究福利，贫困，普惠等相关的学者，这个背后就表达了现在经济和金融在发展过程中始终还是需要弥补这样的短板。正如古典时代经济学家休谟说过的，经济学研究还是研究人性的问题，我们首先把普惠金融需要做一个简单的界定，可以包括广义的普惠金融，或者是狭义的普惠金融，广义的普惠金融可以谈的是金融体系当中的机构、组织、产品、服务、市场形态，或者是软硬的金融基础设施。如果是现有的这样一些金融基本的要素存在大量的短板和不足，对整个社会的金融服务功能来说具有很多不通畅的地方。很多市场机构谈的普惠金融是广义普惠金融的概念，无论是在消费金融，财富管理还是小微企业，谈的是广义上的。狭义普惠金融针对的是特定客户，特定人群，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狭义的普惠金融针对的可能是处于贫困线上下的客户人群，如果说处于相对非贫困，或者富裕状况，依靠的就不是普惠金融的精准治疗，而是依靠一般商业化金融的作用。近期在国内探讨普惠金融的时候还有扩大化的倾向，把特别贫困的人群也放在普惠金融的支持对象上，实际上这部分人群要改变生活状况不能靠金融，靠的是其他方面的东西，靠的是慈善，是财政。狭义概念上的普惠金融所服务的贫困客户并不是给人家钱就行了，并不是给无抵押、无担保的信用贷款就行了，贫困客户也需要多种类型的金融服务，涵盖了金融主要的功能。

杨涛进一步解释到，在这样一个概念下，延伸2016年杭州G20峰会首次提出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基本原则，利用数字化手段改变原有的普惠金融服务模式，当时这个原则谈的还是一个比较广义普惠金融的概念。广义跟狭义，他认为是三条路径。

第一，从广义来看如何实现水涨船高，通过技术手段的应用改善金融服务的质量，实现了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之后天然的就会更好的服务于客户，这在广义上叫水涨船高的结果，如同终生强身健体，使得亚健康的状况有所改善。在这个过程中要避免系统性冲击，避免创新的过犹不及，如果说原有整个系统性层面存在一些风险，金融科技又把这些风险加剧了，如果出现大量的问题还不如不折腾，比如说P2P发展当中曾经出过的一些问题，这个数据利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近期的数据，居民部门杠杆率增速过快，这个过程当中还出现了结构性的矛盾，居民的资产结构也是国度依赖房地产，为什么要提这些系统性的问题？大家谈的都是消费金融领域，如果说本质上改善了大家的消费需求，使居民的资产负债表跟现金流量表是合理的，就是好的创新，如果大规模的让这些风险承受能力比较低的人群迅速的加过多的杠杆，使现金流量表恶化，系统层面会重蹈周边一些国家曾经遭遇过的信用卡为代表的消费金融危机，这是最大的对普惠金融的伤害。

第二个视角，金融科技+普惠金融的精准治疗，是西医治疗的概念，利用西医来解决原有金融体系当中特别困难的那些弱势人群是不是存在短板，要解决成本高、效率低，在全球展开狭义的普惠金融创新的时候最大的难题，与此同时，面向弱势群体从过去的给钱到越来越强调赋能，这也是重中之重。

第三是优化保障，下面列了G20峰会数字普惠原则当中的基本原则，我们先把基础的环境，基础的要素，空气质量，所处的环境来改善改善，监管、法律、技术标准，消费者保护，创新与发展，基础设施等等，都是这样一些土壤跟环境的意思。

杨涛指出，我们需要注意的，服务于普惠金融的水涨船高，是金融科技+普惠金融的核心，全面推进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把土壤跟环境做好，以精准治疗为补充，精准治疗狭义意义上是其中更加匹配的，更加需要解决最迫切的难题。最大的普惠，不是说把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无门槛的放给更多的人，也不是人人都做金融，也不是人人无条件的享受金融，而是利用金融科技把合适的金融科技和服务提供给合适的客户。他还表示，普惠金融面临的难题不是自身能够解决的，也不是金融能够解决的，我们一方面高度重视金融科技+普惠金融，另外一方面，要降低对金融的预期，降低对普惠金融的预期。服务于特定人群也好，高质量发展也好，更多需要从金融之外进行着力，比如新的生产、消费、制度、文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