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部分民营银行所面临的困境，与其说是跌落神坛，不如说是回归人间——在中小银行的世界里，哪有容易二字。

作者：董云峰

编辑：叶冬

民营银行进入多事之秋。

从2014年破冰至今，新兴民营银行群体已经走过了7个年头。

随着监管红利与机制红利逐渐消散，民营银行普遍遭遇瓶颈，其在成长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开始暴露、放大。

今年三季度，共有三家民营银行受到监管部门重罚。

9月30日，重庆银保监局公布，重庆富民银行存在关联交易定价不公允、向关联方输送利益、信贷资金被股东占用等17项问题，遭监管罚款850万元，该行董事长、行长、副行长等相关责任人一同被罚。

9月7日，银保监会网站披露，2016年至2020年，上海华瑞银行因存在未按规定进行信息披露、未经任职资格许可任命高级管理人员、重大关联交易未经董事会批准、违规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等11项违法违规事实，被罚金额超过520万元。

此前在今年7月，据央行成都分行披露的罚单，新网银行因未按照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未按规定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等违规行为被处以罚款630万元。

目前民营银行的总数也就19家，且开业时间都不长。但民营银行因违法违规而接到罚单，一直屡见不鲜。

今年3月，因贷前调查不尽职、催收管理不到位、与互联网平台合作业务推高消费者融资成本等行为，新网银行被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公开通报。

几乎同一时间，温州民商银行收到了开业以来的首张罚单，该行因贷前调查严重不审慎、向存在重大不良信用记录的公司发放贷款等问题被罚225万元。

有些银行并非“初犯”。诸如富民银行去年曾因涉虚报、瞒报金融统计资料等7项违法行为被罚；华瑞银行在2019年因在同业投资、客户授信集中度、发放贷款等方面违法违规而被罚。

一系列乱象背后，是部分民营银行在经营上陷入了瓶颈。

从整体上来看，根据银保监会发布的数据，截至二季度末，民营银行净利润为67亿元，同比增长55.81%；不良贷款率为1.24%，同比减少0.07个百分点。

然而，靓丽的整体业绩，掩盖了民营银行分化加剧的事实：以微众、网商为代表的头部民营银行，表现出了碾压式的优势，同时相当一部分民营银行业绩不稳定乃至负增长。

以华瑞银行为例，作为首批开业的民营银行，2019年、2020年，其归母净利润分别为2.68亿元、2.03亿元，较上年末分别下滑17.95%、24.21%。今年上半年，华瑞银行净利润1.24亿元同比下降3.13%。

还有富民银行，上半年，该行实现净利润1.62亿元，同比下滑4.14%；2020年，该行净利润2.16亿元，同比下降1.37%。

同样在上半年，吉林亿联银行净利润0.83亿元，同比下降41.55%；梅州客商银行净利润0.13亿元，同比下降62.86%。

福建华通银行的业绩略显诡异：截至6月末，该行资产总额167.97亿元，同比下降25.68%；营业收入1.73亿元，同比下降11.28%；不过净利润0.5亿元，同比增长194.12%。

此外，天津金城银行2020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和净利润5.78亿元、0.43亿元，同比减少21.57%、74.71%；辽宁振兴银行在去年净亏损1.65亿元。

这些民营银行何以至此？

除了疫情对社会经济的冲击，也与市场竞争的加剧和监管环境的变化有关。不只是民营银行，从国有大行到中小银行，业绩压力都在与日俱增。

而民营银行的业绩波动之所以更为显著，或许与它们的业务模式有关。虽然一开始的定位各有差异，为了在数千家银行机构的夹缝中生存，民营银行大多要靠线上化、数字化，将互联网存款与互联网贷款作为扩张重点。

通过与互联网平台和金融科技公司合作，民营银行一度踏上发展的快车道，业绩一度呈现出爆发式增长，资产负债表迅速膨胀，推动盈利井喷。

在此过程中，业务模式单一且同质化、对外部合作方依赖程度偏高等问题逐渐显现，也引起了监管部门的关注。

去年以来，随着监管组合拳的落地，助贷业务不断收紧，第三方互联网存款也被叫停，民营银行在资产和负债两端遭遇“双杀”。那些过度依赖外部合作方的民营银行，受到的冲击更为剧烈。

这在客观上导致具备互联网基因/背靠互联网平台的民营银行，具有了更为强大的竞争优势，它们之间的差距也因此被不断拉开。

频繁的高管人事变动，也是民营银行的普遍情况，从而导致战略不够稳定、执行不够坚决，必然影响发展步伐。

近日，吉林亿联银行发布公告称，经监管部门核准，自2021年10月19日起，王玉海正式就任该行行长。这是亿联银行4年内迎来的第三任行长。

同样成立不到4年的辽宁振兴银行，更是经历了三任行长和两任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