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和‘非绿’的划分其实是0和1的概念，如果说绿色金融是0，那转型金融就是从0到1中间的部分。”提及如何实现“双碳”目标，日前，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强调，仅靠“绿色”难以实现上述目标，需要推动转型金融发展。

近年来，中国绿色金融发展迅猛，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市场发展都已取得初步成效。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变革随之掀起。

可以看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需要大量的转型和改造资金，对此，有学者提出，仅靠绿色金融远远不够，诸如钢铁等一些行业，面临巨大的转型投资需求，但不符合绿色金融标准。

“‘绿色’这个词在传统用法中过于纯净，但纯净的东西是少的，稍微有些许杂质都不能纳入，这会导致一种情况出现，即很多类融资都无法纳入‘绿色’之中。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看到绿色融资每年增速都很快，但发展至今规模却不大。”鲁政委认为，对于那些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绿色”，正从高碳排向低碳排转变且有巨大融资需求的领域，应积极帮助它们解决问题，这属于“转型金融”范畴。

值得注意的是，监管部门也已关注到转型金融的重要性并采取措施。7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在“2022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透露，央行加大了转型金融标准研究制定力度。目前，中国已初步明确了转型金融的基本原则。

与此同时，要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把握好节奏至关重要。“如果推进过快，即便是绿色项目，可能也会导致风险大幅上升；而一旦过慢，就又会持续身处‘高碳’之中，陷入‘搁浅’状态。”鲁政委说。

毋庸置疑，一方面，迈向“双碳”目标是一个渐进持续的过程，不可一蹴而就。另一方面，亦应看到，“双碳”目标将对中国的产业结构产生全方位影响。这其中，要推动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碳交易将发挥巨大的市场作用。

对于中国碳市场碳价未来是否会与国际碳市场碳价实现接轨，鲁政委告诉《财经》记者，接轨并非必然。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碳税+差别定价的全球连接碳市场”或许是一种更好的方式。

以下为《财经》记者与鲁政委对话内容（节选）：

仅靠绿色不能实现“双碳”目标

《财经》：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仅靠绿色金融远远不够，诸如钢铁等一些行业，面临巨大的转型投资需求，但不符合绿色金融标准。为此，有学者提出应发展转型金融。如何理解转型金融？其与绿色金融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鲁政委：首先，需要厘清一些基础概念。严格来说，绿色金融是指对环境、社会没有任何副作用或有害影响的金融支持。如果将其置于“双碳”目标之下，则对应的是几乎不排放温室气体的部分，至少是不直接排放温室气体。

20年前，绿色金融理念在国内初现，直到2019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下称《目录》），此后所有标准均建基于《目录》之上。但需注意，《目录》仅涵盖了庞大国民经济中非常小的一部分，正因如此，现在国内绿色融资的规模仅18万亿元左右，相较而言，各类金融资产已达300余万亿元之巨。数据悬殊的背后，反映的是发展的不相称。

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因为大家不积极推动和发展，主要还是“绿色”的口径太窄。 “绿色”这个词在传统用法中过于纯净，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纯净的状态。但纯净的东西是少的，稍微有些许杂质都不能纳入，这就会导致一种情况出现，即很多类融资都无法纳入“绿色”之中。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看到绿色融资每年增速都很快，但发展至今规模却不大。

进一步来谈，仅靠“绿色”，是否能实现“双碳”目标？我的答案是不能。“绿”和“非绿”的划分其实是0和1的概念，而在0和1之间还存在光谱，所以从“最绿”到渐渐地“不绿”，只是“绿”的程度有所不同。相应地，就迈向“双碳”目标而言，显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无法一步走到终点。所以，如果我们先把高污染降成中污染，之后再把它降成低污染，最后再把剩余的些许污染消除掉，那走的每一步其实都是进步。

可以看到，对于那些还在排碳的企业，虽然不能称之为“绿色”，但依然有不小的融资需求，甚至可能是融资规模最大的一项。为什么这样说？从人类钻木取火到前两次工业革命，都是建立在化石能源基础上。所以，追根溯源，整个经济发展的很多方面都在运用化石能源，都在进行排碳。

对于这些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绿色”，正从高碳排向低碳排转变，且有巨大融资需求的企业，应该要积极帮助它们解决问题，这部分可称之为“转型金融”。如果说绿色金融是0，那转型金融就是从0到1中间的部分。总体而言，只有将转型金融与绿色金融有效结合起来，才能够最终迈向“双碳”目标。

《财经》：近年来，监管部门已逐步关注到发展转型金融的重要性并采取具体措施。在此背景下，当前国内金融机构发展转型金融的整体进度如何？

鲁政委：目前有明确统计口径和考核评价体系的是绿色金融，大家本着绿色发展的理念去开展相关业务，如果某件事有利于“双碳”目标的实现，虽然不在绿色口径中，但如果有资金，肯定也会去做。不过，如果两个项目，其中一个项目可以纳入绿色统计口径，那肯定会优先做“绿的”；另一个符合转型的要求，虽然也会去做，但由于没有具体的统计口径，所以在一些具体的数据、指标上体现不出来。

商业银行的挑战与风险应对

《财经》：在推进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商业银行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银行又可能会面临怎样的挑战？

鲁政委：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以下三方面：

第一个挑战在于如何把握好节奏。如果发展太快，即便是绿色项目，那风险也会大幅上升。不夸张地说，人类迈向“碳中和”实际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变化，前两次巨大变化（工业革命）是建立在化石能源的基础上，现在则是要改变这种发展方式；另一方面，现存的“绿色”技术并没有完全准备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的比较成熟，有的则还处于实验阶段等，即便是相对成熟的技术，也依然不够完备，比如电动车就存在“里程焦虑”，主因便是充电还未像加油一般方便。

当然，发展节奏也不能太慢，一旦过慢，就会持续身处“高碳”之中，当别人已在逐步地减碳，你可能就会陷入“搁浅”的状态。所以，把握好节奏至关重要。

第二个挑战是对于各方专业能力的挑战。就银行而言，过去做业务只需抵押即可，并不关心客户运用何种技术或工艺。但现在如果还是这个逻辑，就会存在问题，因为无论是发改委的《目录》还是其他一些政策、标准等，都涉及很多新内容，比如一些与低碳相关的技术，银行内部人士可能都看不懂，又何谈知道怎么做。所以，这个过程面临着很复杂的问题，即能力建设与人员变革的要求。这也意味着，未来在吸纳人才时，不能仅从财经相关专业招人，还得涉及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学科的人员。

第三个挑战在于，无论是绿色技术还是低碳技术，很多人会说要做个图谱，相当于如果造一辆车，这辆车有多少个零件，每个零件都由哪些生产商生产，似乎这就叫图谱，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一定要避免。我们需要更准确地理解“绿色”和“碳中和”，它是一种理念，应贯穿到业务的所有方面，而不只是有一些专属产品，或者聚焦于某几个行业、某几个公益环节才称之为绿色，其他的都不是绿色。

简而言之，因为一些技术相对较成熟，很快便能商业化，所以规模也相应较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将来只有这些领域是“绿”的，而其他领域因为不是“绿”的，就不去开展相关业务。

《财经》：在推动绿色金融、转型金融发展过程中，受现实因素制约，部分中小金融机构在资金、人才等方面投入相对有限，这些机构应如何发展？另一方面，你也曾提到银行在开展部分项目时遇到的环境、社会等风险，中小银行需如何应对？

鲁政委：中小金融机构不一定就做不好，只是它需要有这个发展理念，有决心去做。在浙江省湖州市等地，很多小型金融机构也做得不错。

所谓的社会、环境风险，举个国内的典型案例，西南某省要修建一个水库，而当地有某类稀有的动物物种，按照当时监管部门规定，其并非国家保护动物，项目正常推进。但当这个项目开工到一半，新的法规发布，将上述动物列为国家保护物种。在这种情况下，项目就无法继续推进。反映到银行业务层面，这个项目可能就会形成不良贷款。

对于这种情况，有没有解决的办法？湖州的一些做法值得参考，通过建立绿色项目库，只要这个项目在库中，就可以保证它是“绿”的，至于是否能保证这笔贷款一定不会出现不良，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至少先从标准上保证项目本身是“绿”的。在湖州的做法之外，未来是否可以探索开发绿色认证的相关软件，把项目资料、参数等输入该软件，然后按照一定的标准判定项目是否是“绿”的，机构再根据结果决定是否开展相关业务。将这两种方式有效结合起来，我想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问题。

回到中小金融机构本身，无论是做绿色金融还是转型金融，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小金融机构如果想做，首先就要建立起一整套的管理和组织架构，即从董事会到风控部门、业务执行部门等，相应的组织架构、业务规范要建立起来。

其次，尊重业务规范的同时，更要重新出发，尊重常识。比如一个工厂修建的地址对当地环境、社区有没有影响？这其实是依靠常识便能判断的问题，如果判断影响不好，却还要继续推进工厂建立，这样肯定是不行的。所以，金融机构需要建立起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发展理念，“一心向绿”，发自内心想做这件事，而不只是为了搞“面子工程”，形式上先做几件事，后续则唯利是从。

中国碳价会否与国际接轨？

《财经》：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于2021年7月16日正式启动上线交易，总体来看，目前碳价格偏低。与此同时，市场上一种普遍观点认为，中国碳市场碳价未来将与国际碳市场碳价实现接轨。你如何看待此观点？

鲁政委：在我与钱立华、方琦的最新著书《碳中和与绿色金融创新》中，也就此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我们认为，中国碳市场碳价未来与国际碳市场碳价接轨并非必然。

首先，目前全球碳市场连接面临挑战，而在尚未实现连接的情况下，国际碳市场碳价难以实现接轨。要实现全球碳市场的连接，需要各地政府对其碳市场的设计要素进行调整，共享对碳市场的管理机制，这可能意味着放弃一部分管辖权。

此外，本国或本地区的企业在碳市场连接后购买其他地区的碳配额，意味着将为这些来自外部地区的减排行动提供资金支持，而非在本地实现减排。因此，目前全球碳市场的连接面临着较大挑战。而在未实现连接的情况下，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碳市场碳价仍然主要取决于当地碳市场的自身制度设计与市场供需情况，国际碳市场碳价难以实现接轨。

事实上，从目前全球已有的碳市场实际运行情况来看也是如此，自2005年全球首个碳市场EU-ETS启动运行至2021年1月31日以来，全球共有24个运行中的碳市场，全球碳市场连接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从主要碳市场碳价的历史走势来看，也未实现接轨。

其次，即使中国碳市场实现了与国际碳市场的连接，碳市场的碳价也未必能够实现与国际接轨，这还要取决于与其他碳定价机制的协同。目前全球主要的碳定价机制包括碳市场和碳税，当碳市场与碳税制度并存时，碳配额价格和碳税共同构成了实际的碳价格（碳排放成本），此时即使全球碳市场实现了连接，碳市场的配额价格也未必能够实现接轨，还要取决于各个地区碳税制度的安排，最终实现的是碳排放成本的趋同。

总体而言，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碳税+差别定价的全球连接碳市场”或许是一种更好的方式。

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碳市场碳价低于发达国家符合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而对出口企业补征碳税则可以确保各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相同的减排成本，保证国际贸易中的公平竞争，同时碳税收入也可以用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低碳减排；另一方面，差别定价的全球连接碳市场可以吸引发达国家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碳市场中购买价格相对较低的碳配额进行履约，这也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低碳发展提供了一种资金支持渠道，以更好地执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财经》：在全国碳市场现有制度安排下，中国碳配额价格未来走势如何？

鲁政委：这主要取决于未来全国碳市场的供需变化。从全国碳市场的总供给，即配额总量设定来看，主要取决于生态环境部确定的碳排放基准值，基准值越高，配额总量越大。

综合来看，在当前的制度安排下，全国碳市场交易主体基本都为配额需求方，持有的配额将会主要以履约为目的，市场活跃度或将面临挑战，但需求也并非没有上限，短期内预计碳价将维持稳定。长期来看，全国碳市场的碳价走势仍然受到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碳市场制度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预计碳价会长期处于波动状态。

建议碳市场放松金融机构准入

《财经》：据你观察，商业银行在推动碳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主要存在哪些问题和挑战？如何解决？

鲁政委：问题与挑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碳交易市场规模和成熟度有限，商业银行参与碳市场的基础不足。第二，相关管理部门对碳金融市场的认知理念有待提升，商业银行尚未获得许可。第三，商业银行无法直接参与碳市场交易，限制了碳金融业务的发展。 

若要进一步推动碳金融市场发展，需从如下三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加快健全碳金融法律法规，完善配额分配方式，稳定市场预期。首先，推进碳金融市场相关立法建设，规范碳金融产品发展，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其次，碳金融创新需要明确的碳排放配额总量控制目标及相应的动态调控机制，这是碳现货市场交易长期平稳有效运行的重要条件。再者，以发电行业为切入口，逐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并尽快将机制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中，为金融机构开展碳金融业务提供广泛的行业基础。

第二，相关管理部门应提升对碳金融市场的认知理念，多方协作，推动碳金融市场的发展。一方面，相关监管机构可加强相关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对碳金融市场业务的审批和监管能力。另一方面，循序渐进地开展碳期货交易，为碳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创新提供合适的外部环境。这就需要多方协作，协同监管，使碳金融市场的发展规范化、低风险化。

第三，适当放松机构准入，鼓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参与碳市场。金融机构参与碳市场，尤其是参与碳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交易，不仅可以为碳金融市场带来巨大的流动性，强化价格发现功能、平抑价格波动，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金融机构开发涉碳融资等创新性的金融衍生品，有助于碳金融体系的深化和多元化发展。因此，建议碳市场放松金融机构准入，同时监管机构可以制定相应的政策，明确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参与碳市场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