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上海金融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涉及京东和诺亚财富的重大诉讼。诺亚财富旗下上海歌斐和自言汽车对承兴和京东提起诉讼，要求京东支付高达35亿元的巨额赔偿。这一事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四年前的一起诈骗案，涉及罗静控制的“承兴系”公司与京东、苏宁等企业的供应链贸易。罗静是一位来自香港的女老板，控制了多家上市公司和贸易公司，被誉为“承兴系”。然而，由于伪造合同骗取融资，她的实际控制人罗静在2019年被上海市公安局拘留。2022年11月，罗静因犯合同诈骗罪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其妹妹罗岚也被判有期徒刑十七年六个月，其余涉案员工被判三年至八年不等。在这起诈骗案中，罗静控制的“承兴系”公司利用其与京东、苏宁等企业的供应链贸易背景，通过私刻印章、伪造购销合同等方式，虚构了大量应收账款。这些应收账款被记录在“承兴系”公司的财务数据中，并被用来向金融机构进行融资。然而，这些应收账款都是虚假的，导致“承兴系”公司无法按时偿还债务，给金融机构造成了巨大损失。在这一过程中，罗静等人还通过注册网银在线广东公司来冒充京东的网银在线（北京）有限公司，并租用服务器搞了一个假的京东供应商系统平台。他们还安排多名员工冒充上游供应商、合作方员工，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进行接洽并夸大介绍。为了进一步欺骗金融机构，罗静等人还向京东和苏宁发送了伪造的应收账款确认函，但这些邮件被截留下来，并由假冒京东和苏宁身份的人冒充公司员工进行回复。通过这些手段，“承兴系”公司成功骗取了多家金融机构的信任，获得了高达300多亿元的融资。然而，由于投资失败和财务状况恶化，最终有88亿元的债务无法偿还，给多家金融机构造成了巨大损失。其中包括湘财证券损失9亿余元、摩山保理损失27亿余元、云南信托损失15亿余元、上海歌斐损失34亿余元和安徽众信损失0.99亿元。在这次诉讼中，诺亚财富旗下的上海歌斐和自言汽车认为京东应该对“承兴系”公司的诈骗行为负责，因为京东未能尽到审慎审查和监督义务，导致其遭受了巨大损失。根据相关证据和资料，上海歌斐和自言汽车要求京东支付35亿元的赔偿金，以弥补因京东的过失导致的损失。承兴案”刑事判决书确认，通过印章鉴定、录像调取、多份供词等方式印证，京东公司、苏宁公司未与承兴系公司签订案件所涉底层购销合同，而是“承兴系”人员通过伪造印章及相关购销合同等底层资料，虚构了两家公司的应收款债权，并以此诱骗各被害单位进行融资合作。华商律所刘凯律师表示，目前已知条件，京东并不需要承担责任。另有法律界人士同样认为京东属于“躺枪”，不存在过错，类似情形法院对案件进行基本审查后，原本可能不会受理，当然，本案情况特殊，是受理之后刑案才出的判决结果，但此情况下，如果歌斐一方不能提供额外有力证据，也难以胜诉。对于目前案件的焦点，京东是否有场所、人员管理的过错，远泽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陈宇律师分析称，“个人认为京东是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其表示，“根据我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客观而言，诺亚系公司的损失系罗静系相关犯罪行为、侵权行为导致，京东给访客提供访客码，会客区供访客暂留等，我认为均是日常生活中可以理解的中立性行为，而非侵权行为或帮助侵权的行为。相反，京东也是罗静系“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的受害方。故即便从侵权角度，我个人亦认为京东无需承担相关责任。”2022年10月，上海金融法院还曾发布一个类似案例——霍尔果斯新骏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下称“新骏保理”）诉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苏宁易购”）等保理合同纠纷案。在该案件中，苏宁易购上游供应商智宝公司，同样通过伪造合同、假扮苏宁员工、在苏宁对供应商开放公共会议室中进行商谈等措施，骗取新骏保理信任，签订相关合同。最终，对于新骏保理公司要求苏宁易购承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的《大单采购合同》项下合同债务的诉求，上海金融法院不予支持。上海金融法院强调，应收账款的真实性是保理合同缔约前提。当存在虚构应收账款债权时，应审查应收账款债权人与债务人是否构成共同虚构的合意。若债权人单方虚构应收账款债权，债务人不承担保理合同项下责任。在供应链业务中，虚假贸易是供应链金融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形式，通常供应链上的某个企业通过伪造合同、印章等方式骗取金融机构的融资，而现实业务中很多金融机构对于贸易真实性、物流、信息流等方式尽职调查不充分，只关注融资人的股东背景或者担保情况，导致虚假贸易产生，最后如果融资人财务恶化就会出现“承兴系”这样的情况。金融机构防范虚假贸易风险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首先，金融机构应加强对供应链中各个环节的尽职调查，包括对核心企业、供应商、交易合同等信息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全面评估。金融机构应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对供应链金融业务进行严格的风险管理和监督。此外，政府部门也应加强对供应链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制。
